谁能彻底摆脱榆林和鄂尔多斯的“路径依赖”？
每一位记者：淡忠奎每一位编辑：杨欢：
年薪60万的清北毕业生中小学教师，“不差钱”的鄂尔多斯再次上热搜。
鄂尔多斯位于西部内陆，因煤而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研究报告》称，保守估计，鄂尔多斯拥有不少于7000名资产超过1亿的富人。
陕北重镇榆林是另一个地理位置相邻、资源禀赋相似的城市。
今年以来，随着煤炭价格的上涨、能源和电力短缺在全国许多地方蔓延，承担“供应保护”任务的两个能源市场的曝光率优于平时——
就在去年10月，陕西支持14个省的采暖季节使用3900万吨煤炭，榆林批准每年增加1720万吨产能；内蒙古释放产能，鄂尔多斯接下7706万吨供应订单
两地各维度的对比作为各自省份的“工业压舱石”，一直被津津乐道。
今年前三季度，鄂尔多斯和榆林在能源产业的大力推动下，GDP分别为3262.9亿元和3620.76亿元。尽管两者之间仍存在357.86亿元的差距，但鄂尔多斯的增长率略高于榆林，这使得这场“双雄之争”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谁能抓住新一轮周期的机遇，率先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彻底摆脱“初级能源主导”城市的命运？
榆林和鄂尔多斯成立于2000年和2001年。当时两市GDP只有100多亿元，省内排名不占主导地位。
榆林除了万人坑还有卖的吗
2002年至2012年被称为煤炭的“黄金十年”。随着煤炭价格的大幅上涨，两个城市乘势而上。短短十年，经济总量突飞猛进。到2011年，榆林和鄂尔多斯的GDP分别达到2292.26亿元和3218.5亿元，排名分别跃升至各省第二和第一。
随着煤炭行业价值的飙升，两地人均GDP继续位居全国前列。以鄂尔多斯为例，《中国民间资本投资研究报告》显示，鄂尔多斯人均GDP1已超过香港，位居全国第一。
“当时鄂尔多斯到处都是好车，劳斯莱斯幻影，法拉利，一线城市很少见到的豪车，在这里随处可见。”当地的煤炭供应商曾经回忆过。
然而，2012年，煤炭消费增长开始迅速放缓。在产能建设先进、进口煤炭大幅增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煤炭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价格大幅下跌，行业经济效益持续下降，煤炭“黄金十年”正式结束。
榆林和鄂尔多斯经济遭受重创，煤炭企业爆发大规模债务危机，出现了“榆林经济零”、“鄂尔多斯鬼城”等问题。与鄂尔多斯相比，榆林更依赖煤炭，榆林经济增长严重下降，差距扩大至1644.85亿元。
当时，根据陕西省“五个坚实”和“追赶超越”的要求，榆林建立了“全国高于全国，密切关注鄂尔多斯”的新发展目标，鄂尔多斯已成为未来五年榆林经济发展的总体基准。然而，随着煤炭行业的底部反弹和2018年初内蒙古经济的“挤水”，榆林的经济增长率一举超过了鄂尔多斯。
截至2019年初，榆林市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宣布，榆林市“(2018年)生产总值3848.62亿元，增长9%，经济总量跃居西部第六，呼包鄂榆市群第一”。这次超越让榆林兴高采烈，各种场合也提到了“建设陕甘宁蒙交界最具影响力的城市”。
然而，榆林的防线仍然不够稳定。到目前为止，两地357.86亿元的差距并非不可逾越。从前三季度的增长率来看，榆林和鄂尔多斯分别为8.0%和8.2%，差别很小。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导师、永秀智库主席白永秀告诉城叔，煤炭价格上涨只是一方面，原煤产量没有大幅增长。具体来说，榆林前三季度投资大幅下滑，受全运会和疫情控制的影响，消费数据表现不佳。
然而，他认为鄂尔多斯仍然很难超越榆林。从能源资源的角度来看，两者的条件相似。鄂尔多斯在一些非能源产业的布局上获胜，榆林尚未真正发展起来。然而，榆林人口超过360万，比鄂尔多斯（215.36万）多100多万，消费能力相对较强。榆林能否“保持挑战”的成功，仍然是年底的悬念。
今年9月，鄂尔多斯和榆林原煤产量分别为4.7亿吨和4.03亿吨，约占全国总产量的30%(规定原煤产量为29.3亿吨)，居全国第一、二位。
同时，受国际供需形势和大宗商品联动上涨的影响，煤炭价格一度上涨。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仅1月至7月，煤炭长期协会平均价格为601元/吨，同比上涨11.5%。
量价同步上涨，对两市工业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
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榆林和鄂尔多斯规定的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8.3%和7.8%，其中鄂尔多斯能源产业同比增长7.5%，占全市产业增加值的83.4%，贡献率达到79%，推动全市产业增加值增长6.2个百分点；同期，榆林能源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推动规定产业增长7.8个百分点。
从效益指标来看，更为明显。1-9月，榆林规上行业收入4063.9亿元，同比增长62.0%，利润总额1267.8亿元，同比增长144.2%；1-8月，鄂尔多斯规上行业收入达到3724.7亿元，同比增长46.6%，利润总额达到964.6亿元，同比增长188.1%。
根据许多证券公司的研究报告，煤炭行业的新一轮周期已经到来。即使考虑到未来十年新能源比例的增加，煤炭需求预计仍将保持稳定和健康的增长。这对榆林、鄂尔多斯等资源城市来说是一个新的机遇，但也有隐藏的担忧。
鄂尔多斯统计局此前表示，这一轮煤炭价格上涨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刺激企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产业结构。但也导致下游企业成本增加，流动性短缺，特别是煤炭、电力、煤炭、化工等下游产业。
今年上半年，这些数据已经出现。今年上半年，鄂尔多斯规定，化工和电力行业的营业成本为519.3亿元，同比增长33.2%，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的74.4%，严重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率。
榆林更依赖煤炭经济。去年9月，榆林市统计局发布的《榆林市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研究》指出，“我市属于成长型资源城市，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源的开发利用，仍然是主导城市命运的初级能源发展格局。”
从三个工业机构的比例来看，从2011年到2020年，鄂尔多斯二产比例从60.2%下降到56.8%，而榆林从68.6下降到62.5%，仍然是二产“独一无二”的局面。今年第三季度，榆林二产比例达到70%左右，转型压力进一步收紧。
上一轮煤炭“黄金十年”结束，太原、榆林、鄂尔多斯等资源城市近10年的巨大影响依然令人印象深刻。白永秀告诉城叔，“我们应该利用良好的经济形势来把握转型”。过去，资源城市总是陷入恶性循环——良好的市场市场，政府不想从事产业转型。当行业下滑时，我们想从事产业转型，但我们没有钱。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估计，到2025年，全国煤炭消费量将控制在42亿吨左右，此后将出现消费拐点，“十五五”期间将逐步下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进一步判断，2025年煤炭消费比例将降至50%以下(2020年煤炭比例约为57%)，到2030年煤炭需求比例将进一步降至40%左右。
面对转型升级的需要，不久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将与有关部门合作，研究制定“十四五”期间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支持示范区产业机构调整、城市更新、绿色低碳转型等，引领全国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城市振兴。
包头-鄂尔多斯是中国首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之一。这与其早年对相邻城市产业分工合作、高端设备制造、稀土新材料、现代煤化工等新兴产业的持续探索有关。
此外，鄂尔多斯还依靠氢能优势加入了“上海城市群”。今年8月，上海城市群正式批准了第一批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由苏州、南通、嘉兴、鄂尔多斯等6个城市（区域）组成。其中，鄂尔多斯承担了实现燃料电池汽车商业运营的任务，计划在四年的示范期内推广10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
与鄂尔多斯产业多元化的“转型”相比，榆林似乎更倾向于向产业高端“升级”，努力建设世界级的高端能源基地。榆林市委书记李春林曾公开表示，榆林的转型升级是依靠资源优势，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这篇“大文章”，不仅要把“榆林煤”磨成“面粉”，还要做成“面包”和“蛋糕”。
太原作为一个罕见的资源型省会，被认为是一个相对成功的转型案例，早在上一轮周期结束前就开始“刮骨疗毒”。据《山西日报》报道，2006年至2009年，太原拒绝了332个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关闭和禁止了777家污染企业和落后设施项目。
此后，太原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大幅下滑，但也迎来了结构调整的转折点。自2009年以来，太原第三产业的比例开始逐年上升。今年前三季度，GDP实际上为3600.60亿元，增长10.9%，其中第三产业的比例已上升至60.4%。
白永秀认为，榆林和鄂尔多斯应该学习太原转型的决心，并利用新周期的机会尽快转型。他还指出，榆林和鄂尔多斯的“转型升级”不仅要促进能源产业向高端产业的升级，而且要加快向非能源产业的转型。
然而，一些专家指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准确的步伐。自8月以来，在影响居民用电之前，电价和煤炭价格之间的博弈一直频繁出现在当地，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生活。
当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实现从传统煤电能源结构向新能源结构所需的技术产业和动力的转型。但目前，我认为有一个紧急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也告诉城叔，区域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转移资源枯竭的城市，但更多的是榆林和鄂尔多斯在资源丰富的时期采取预防措施。
“在这个阶段，大力转型也需要很高的成本。现阶段最紧迫的问题是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以区域分工为基础，满足国内煤炭的需求。”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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