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为何又被誉为“解放军炮兵之父”?
文/大漠单骑
我的家乡在山东，在山东我党早期党组织和党员活动的时间，要早于1921年“一大”建党之日。我党我军早期著名人物王尽美（“一大”代表）、邓恩铭（“一大”代表）、刘谦初（毛岸英的岳父）、罗荣桓、康生、舒同（“红军书法家”）、曾希圣（“红色密码之父”）、傅秋涛、杨得志等，都曾担任过山东省党组织负责人或山东分局、山东省委书记，其中有一任山东分局书记，后来担任延安炮兵学校校长、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兵学校校长，在辽沈战役中英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就是被誉为“解放军炮兵之父”的朱瑞将军（1905年—1948年）。
红军时期的朱瑞，担任的职务比较高，在军中具备相当的资历。
从我党我军众多高级干部的任职经历看，像朱瑞这样任中央分局书记后，又转行当野战军炮兵司令员，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朱瑞的跨界并非常见的“外行领导内行”，他原本是留学苏联红军著名炮兵学校的尖子毕业生，属于高知型、专家型的炮兵高级指挥员，战争年代如此军事专业人才，在我军中凤毛麟角。
与“红军炮神”赵章成将军（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参军前没上过学截然不同，朱瑞出身书香门第，天资聪慧，从私塾，西式初小、高小、初中、高中一路上到广东大学。1924年，朱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朱瑞被派往苏联留学，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俄语、政经、革命史、军事等课程；1927年转入莫斯科苏军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炮兵专业。1928年朱瑞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春朱瑞回国，在白色恐怖的武汉、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中央军委兵运科科长等职，曾参与策反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成功起义加入红军，为中央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发挥重要作用。
朱瑞在苏军炮校学习期间成绩优异，毕业时还取得笔试和实弹射击考试第一名。苏联尽管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多在北极圈，其主要还是一个陆权国家，海军弱就格外重视陆军建设，特别推崇“大陆军主义”和“大炮兵主义”，斯大林则认为“炮兵是战争之神”。因此，苏联红军拥有庞大的炮兵部队，其装备水平及战术技术位列世界各国军队的前列。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历史悠久，在沙俄时代就被称为炮兵军官的“摇篮”。所以，朱瑞学习和掌握的是世界最先进的炮兵理论及运用，可惜他回国后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我红军的装备极其简陋，仅有极少量的迫击炮、山炮等，长征时还基本丧失殆尽。
1932年，朱瑞进入中央苏区，主要在红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先后担任红15军、红3军政治委员，红5军团政治委员，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与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搭班子），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我红军根据地反围剿、长征、东征、西征等重要军事行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瑞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在晋豫边区、太行南区等地发展抗日武装，恢复我党直南、豫北两个特委，是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9年4月，党中央决定朱瑞与徐向前同赴山东（同年6月到达山东临沂），统一指挥我党在山东、苏北的抗日武装；同年8月八路军第1纵队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随后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朱瑞任书记，徐向前、郭洪涛、陈光、罗荣桓、黎玉任委员。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归北方局领导）书记郭洪涛调延安，朱瑞接任山东分局书记（直到1943年9月赴延安由罗荣桓接任），徐向前、陈光、罗荣桓、黎玉、张经武等任委员。1940年6月，山东实际领导核心徐向前调离山东，朱瑞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班子的核心。朱瑞在山东工作的这四年多时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我党山东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却逆势而上，地盘越打越大，兵力越打越多，成为我党我军抗日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战略支点，朱瑞在山东的工作成绩是应充分肯定的。
在山东任职期间的朱瑞和妻子陈若克。陈若克1936年参加革命，牺牲时年仅23岁。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朱瑞自然也有缺点和不足，比如不熟悉地方工作及农村工作，缺乏直接指挥作战的经验，难免有认识上的误区和问题。但如今有些文章放大朱瑞的问题，认为其在山东犯了争权、不团结等错误才被调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极不负责任的。在全面抗战的前中期，山东我党我军的领导层确实存在权力分散的问题，这客观上是由于在山东不大的地盘上，除了地方党组织，还同时存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第115师、第1纵队三支平行的抗日武装，领导人之间有意见分歧是正常的，但究竟谁能服众？这需要实践和时间检验，党中央也需要观察，而且采取组织措施包括调整高级干部，也是党中央的责任和权力。
随着不断磨合，历经八路军第1纵队与山东纵队合并、山东纵队归115师指挥、115师与山东军区（由山东纵队改建）合并等调整变动，郭洪涛、张经武（山东纵队司令员）、徐向前、陈光（第115师代师长）、朱瑞等领导先后调离山东，山东我党我军的领导权逐渐理顺和集中，罗荣桓最终成为一元化领导核心，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全面工作。这是党中央的选择，也是战争的选择，更是山东八路军尤其是115师官兵的选择。所以，朱瑞职务的调整，并不是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在名将云集的山东，相比较而言由罗荣桓当“一把手”更合适。
朱瑞信仰坚定、心底坦荡、服从大局，在红军中曾长期担任政工干部辅佐军事干部，绝非争权夺利之人，他为扭转山东的抗日局面呕心沥血，其家庭和亲人也付出极大牺牲。朱瑞的妻子陈若克，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直属科科长、山东分局妇委会委员、山东省妇联常委等职，1941年11月7日在反“扫荡”中被日军俘获。已怀孕八个月的陈若克受尽折磨宁死不屈，在两天后早产生下爱女，狱中虚弱的陈若克没有奶水，就咬破手指用鲜血哺育女儿。11月26日，毫无人性的日本兵，用刺刀挑死陈若克母女二人。在七年之后，朱瑞也壮烈牺牲，真是前仆后继，舍生忘死，满门英烈。
1945年6月，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朱瑞刚参加完“七大”，党中央拟任他为军委副总参谋长，但朱瑞一直以来心心念念的还是怎样发挥学有所长，建设和发展我军的炮兵，加快革命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此，朱瑞当面向毛泽东请求到延安炮兵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当时延安炮校刚建校才几个月，炮少，教员缺，设施简陋，教学培训任务重（首期招收学员1000人）。毛泽东对于朱瑞不计个人得失、不怕艰难困苦、一心发展壮大炮兵的精神大加赞赏。于是，朱瑞高职低配成为延安炮校第二任校长（首任校长郭化若患病），投入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紧张的创办和教学工作中。到1945年9月，延安炮校第一期学员顺利毕业，他们的毕业证上盖着校长朱瑞、政委邱创成等校领导的印鉴。
1945年6月毛泽东与朱瑞合影并鼓励说：“苏联有炮兵元帅，你就做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吧！”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抢占东北的战略部署，延安炮兵学校于1945年9月奉命迁往东北。延安炮校千余名师生兵分两路开始北上，朱瑞率第一路师生在11月到达沈阳东郊后，即改校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炮兵学校；第二路师生北上至冀热辽交界处，受到国民党军队武力阻击，滞留张家口一带，遂筹建成立宣化炮兵学校并开展教学工作，后将炮校留给当地部队，继续北上与大部队汇合。1946年6月，迁往通化的炮校改名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学校，后迁往牡丹江改称东北军区炮兵学校。在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军区炮兵学校共培养了2000多名炮兵干部，极大加强了东北野战军炮兵人才队伍。
建设强大的炮兵，除了要有炮兵人才，还必须有大量火炮。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关东军的火炮几乎都被苏军缴获并运回苏联（当废钢熔化），但在东北各地仍散落一些关东军遗弃或破坏的火炮及零部件。为此，朱瑞及时提出“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的十六字方针，并亲率炮兵学校大部分师生，分散赴东北三省各地收集武器。经过炮校师生的辛勤努力，至1946年5月共收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炮弹50多万发、坦克12辆、汽车23辆，以及大量火炮零部件及观瞄器材，白手起家为建立东北我军炮兵部队奠定了物质基础。
朱瑞将军对我军炮兵建设的贡献，是全面性、系统性、奠基性的。1946年10月，朱瑞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此时解放战争的大幕拉开，对战略要地东北的争夺战已如火如荼。朱瑞一边为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各师组建炮兵部队（纵队配炮兵团，师配炮兵营），一边筹建东野直属炮兵部队。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成立，辖8个炮兵团、1个战车团、1个工兵团，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军级的炮兵纵队（华野成立的是特种兵纵队）。这正是苏军条令与“队属炮兵”并列的“预备炮兵（统帅部炮兵）”，也是我军之后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炮兵编成体制。
朱瑞在百忙之中，还制定了一系列炮兵使用原则和方针。朱瑞以东北军区名义起草发布的“炮字四号命令”，对炮兵的组织、训练、装备、作战等方面作出明确和具体的规定。“炮字四号命令”的贯彻实行，使东北我军炮兵由自发、分散、弱小的状态，走上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阶段，迅速形成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兵种，东野炮兵也成为当时我军实力最强的炮兵部队。
朱瑞善于总结炮兵作战经验，不断丰富我军炮兵战术和指挥。1947年4月，我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结束后，朱瑞召开了第一次炮兵会议，对本次战役炮兵运用与炮兵建设等问题，进行分析总结，集思广益提出一系列符合我军实际的战术使用原则，如步炮协同、集火射击、炮火攻坚、抵近射击等等，树立快速、准确、勇猛的炮兵战斗作风。1948年，朱瑞又召开第二次炮兵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使我军炮兵的战术、技术水平和指挥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东北野战军总结的这些炮兵战术及指挥原则，在解放战争和后来的抗美援朝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编入我军《炮兵战斗条令》中。
到辽沈战役开始前，东野共建立起16个炮兵团、2个高炮团和数十个师属山炮营，拥有各种火炮4000余门，在东北敌我两军炮兵实力对比中，我军已由劣势转变为优势。东野炮兵由原来只能配合步兵攻克敌人1个师或1个军设防的中等城市，发展到能支援步兵一举攻克10万以上敌人坚固防守的大城市。东野一路打锦州、克长春、占沈阳、攻天津……炮兵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关内我军解放石家庄、攻克济南时，因火力不足伤亡较大有了极大进步。
东北野战军炮兵的美制105毫米榴弹炮炮群阵地。东北野战军有一个显著特点，冬季战士们是戴狗皮帽子。
辽沈战役打响后，锦州成为整个战役的关键，我军拿下锦州将在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1948年9月，东野各部队包围了锦州城北侧屏障的义县，该县城有高大的城墙，敌军防守严密。10月1日，我军向义县城发起总攻，此仗是东野首次大规模集中使用重型火炮，朱瑞亲临前线指挥炮兵作战。我军一改用步兵送炸药包炸城墙的传统战法，用密集准确的炮火将城墙炸开了一个40多米宽的豁口，朱瑞果断命令炮火延伸射击，我步兵突击队从炮兵炸开的突破口冲入城内，经激烈巷战，一举攻克义县城，歼敌1万余人。由于此战东野第一次使用缴获的美制105毫米榴弹炮，朱瑞为了尽快了解美制火炮的攻坚能力，在战斗还未结束时，冒着危险走出了指挥所前往突破口查看，朱瑞在行进途中踏中敌人埋设的地雷，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朱瑞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最高将领。中共中央在唁电中指出：“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军区高度评价朱瑞：“以他科学的头脑，发扬‘炮兵是战争之神’的思想，已在两年来东北解放战争中，特别是攻坚战中收到显著效果，把人民解放军的兵种，提高一步。这是朱瑞同志对人民解放军最大的贡献，对人民不可磨灭的功绩。”
朱瑞烈士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尤其对我军炮兵建设发展的影响是深远长久的——他主持领导过的延安炮校、宣化炮校、东北炮校，为我军培养了大量的炮兵指挥员，后两所学校长期是我军炮兵最高学府并保留至今；东北野战军炮兵是我军五大野战军中兵力最多的，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天涯海角，东野在不断分兵中其炮兵部队遍及全国；东野炮兵是首批入朝的志愿军部队，也是最早参战的炮兵部队；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数个预备炮兵师来自东野，尤其是打得美军及联合国军哭爹喊娘的喀秋莎火箭炮第21师，以赫赫战功被誉为“炮兵之王”。所以，对我军炮兵建设做出杰出贡献朱瑞将军，被誉为“解放军炮兵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将军已逝，军魂犹在；丰功伟绩，后世铭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前夕，经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评选，朱瑞烈士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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